西舍勘茶經-台灣茶史中最早中文史料文獻為「1697年」或「1717年」之探究?

元培大學餐飲管理系/西舍台茶研究室-葉錦祥老師

目前有關台灣茶論述最早並為台灣茶學界經常所提及與引用之文獻乃「康熙36年(1697年)郁永河氏來台採硫日記所輯之《裨海紀遊》書中〈番境補遺〉一文

如近期Fb一再有人轉傳-資深茶人某老師之「台茶事典」-「台灣〔茶〕有歷史記載始於西元1697年番境補遺提,記載[水沙連內山茶甚多、性極寒、番不敢飲

。復如更早期前茶業改良場場長吳振鐸教授在「台灣農家要覽

書(民69年版)中記〈番境補遺〉水沙連產野山茶(復於81年台北市茶商公會出版「台灣茶業發展史」一書p.50同樣引用)。同樣筆者亦曾發生舛誤,為文引用過另一位前茶業改良場場長近期之著「台灣茶聖經」中p.16,載「台灣茶有典籍記載者,始於1697年(清康熙36年)《諸羅縣志》…

一節。按1697年應是指郁永河之《裨海紀遊》;而《諸羅縣志》為周鍾瑄主修,刊於康熙56年(1717年),顯然兩者被混淆。是以,台灣茶最早記載之中文史料文獻,究為「1697年裨海紀遊

或「1717年諸羅縣志」呢?

依時間順序,先探究〈番境補遺〉一文,惟查該文雖明載「水沙廉」,全篇並無述及「茶」相關字眼,明顯錯誤但又被後世傳抄下來。其實早在民國82及85年台北文獻直字第104及115期,許賢瑤教授在「荷蘭時代在台灣的茶業

及「荷蘭時代在台灣的茶葉貿易補論

中已有提出質疑,最早發生野生茶樹為1697說法並不正確,因郁永河的「番境補遺」,根本無此記載(其謬誤可能來自早期日本學者引用版本已加入之野生茶資料不當而導致此種偏差)。或許人們太相信日治時期資料,就是對日人嚴謹的刻板印象,造成未加詳查,台大歷史系方豪教授曾經在民國65年〈台灣民族運動小史〉一文中告誡過,日本佔領台灣後,他們的官方或私人都想出一部台灣歷史以歪曲史實,朦蔽人民。在台灣史學上重要的日治時期學者伊能嘉矩先生三冊大著成書於1928年(昭和3年)之「台灣文化誌

至今九十年,伊能氏在第二冊p.647書冠引「康熙36

(1697年)實況記載「番境補遺

為與番議定日期焙製野茶(案水沙連茶),這一寫就如此繼續錯下去,傳抄給後代!

另上述「台灣茶業發展史」書中p.62載常被引用之文獻,康熙40年(1701年)奉檄巡撫台灣福建興華通判吳廷華在社寮雜詩中所寫「纔過穀雨覓貓羅,嫩綠旗槍映翠蘿,獨惜未經嫻茗戰,春風辜負採茶歌」這個文獻,按查「臺灣歷史辭典」p.348載,吳廷華1724年授中書舍人,次年任福建海防同知,尋以原銜通判興化。其實早經學者方豪考証應為雍正10年(1731年)所作,故此應為1717年之後事也。又坊間「貴德街茶史」一書p.14說,『台灣野生茶生產在「水沙連」,早見於文獻。1697年,黃公備在《埔里誌》說:「漢人在水沙連番地之埔水六社…進行焙茶」;1701年吳廷華《社寮雜詩》有下列詩詞做為紀錄:纔過穀雨覓貓羅,嫩綠旗槍映翠蘿,獨惜未經嫻茗戰,春風辜負採茶歌』。該書雖引註係採張明雄〈三百年來台灣茶業的拓展及其成就/1983/ p.52〉,但令人不解,該文未見黃公備之記載;復查所說「黃公備在《埔里誌》」中亦未見「進行焙茶」之字眼,個人非常好奇之下查證,推測出可能該書作者並未查明《埔里誌》原載,而是將所借引自81年「台灣茶業發展史」一書p.51「漢民在此焙製茶葉

混淆一起記述所致。

綜上,最早水沙連產茶史料應是康熙56年(1717年)周鍾瑄之「諸羅縣志」物產-貨之屬及雜記-外紀兩篇載明(其後為康熙61年/1722年藍鼎元「東征集」,乾隆元年/1736年黃叔璥「赤崁筆談

皆有水沙連社茶之記載)。有清一代在台共修有五部「台灣府志

(大清一統台灣始治,首任郡守蔣毓英率先修「台灣府志」稿未及刊行即陞調他地,後在大陸發現甚早刊印。所以日後高拱乾為首部在台完成並刊行之「台灣府志

,後繼經周元文,劉良璧,范咸,余文儀等人,故在台修有五部府志)總計共6部「台灣府志

中記水沙連最早在蔣志(初稿約康熙24年,大陸刊行有謂康熙34年)中既載,但未記述有產茶之事。水沙連事情可能與首任諸羅知縣季麒光(康熙23年1684年台灣雜記)某種關連,也可能是郁永河在台南府城補給期間所閱讀過之資料,但其所讀資料及後紀遊所記述亦無述及茶產事宜。因此時間序列上看,影響於1717年諸羅縣志後(乾隆年間)之「台灣府志」劉璧良之後三部有述及茶產之事,而「諸羅縣志」被譽為台灣方志第一非子虛之語。

「台灣人須知台灣茶」,台茶關聯這片土地的風土人文及歷史,一部台茶史等同半部台灣史,台灣茶人必須以建史態度,導正一些以傳說、可能的方式來建構茶史,回歸正確史料,是建史者必須具備的學術倫理與道德勇氣。台茶歷史數百年而已,但舛誤不少,所有參與茶史著者必須要能「有錯則改

的心態,因為即使研究台史史學家仍不免發生錯誤,重點是不要將錯誤的歷史傳給下一代,因為如無勇氣去改,不僅會發生貽笑大方之情事,甚且終將遺貽誤後代!1697年水沙連茶記述我不是也誤用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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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振鐸教授在「台灣農家要覽記〈番境補遺〉水沙連產野山茶,應是舛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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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昭和3年)之「台灣文化誌」誤載「番境補遺」水沙連茶至今九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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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茶業發展史」一書1697年記載「漢民在此焙製茶葉」,應該也是舛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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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茶業發展史」載康熙40年(1701年)奉檄巡撫台灣福建興華通判吳廷華在社寮雜詩,年代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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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境補遺〉一文,經查該文雖明載「水沙廉」,全篇並無述及「茶」相關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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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德街茶史」一書載1697年,黃公備在《埔里誌》水沙連茶說法,令人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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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舍勘茶經-台灣茶史中最早中文史料文獻為「1697年」或「1717年」之探究?元培大學餐飲管理系/西舍台茶研究室-葉錦祥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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