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路古道之蘭茗初史微探 @ 茶味圖書館

西舍勘茶經-茶路古道之蘭茗初史微探-葉錦祥

在台灣茶業發展歷史中，「宜蘭茗茶」

起源就坊間資料言，仍屬隱晦不明，即依宜蘭縣志卷四經濟志(民61年)農業篇，宜蘭縣地區栽植茶葉，始於光緒11年劉銘傳撫台時期(民69年版則稱栽培旺盛時期約1885年清廷派劉銘傳撫台)，惟觀乎史籍，有關蘭陽茗茶起源之歷史，似與上述記載大異其趣。

一、蘭地最早

文明接觸約17世紀前期(約1636年)蘇澳西班牙人留下古地名史證(按更早在16世紀，西班牙人由菲律賓往返日本貿易，船隻時有在台地發生海難的紀錄)。先治時代這片土地主人噶瑪蘭人也常乘「大蟒甲」

，扮演起「海上飆客」集體出草(洪英聖，2004)，騷擾北海岸至花蓮一帶；亦且，偶有漢人乘著「貿易風(季風)」來蘭地，作定期「番割交易」。惟以漢族文化為史觀，蘭負台陽已百餘年，自清中葉初始，纔有漢聲迴盪不已，故嘉慶初年蕭竹詩曰：「屏峰錦帳列千尋，融結蘭城天地心」。話說清朝廷對後山蘭地的關注，最早乃於康熙朝末藍廷珍追勦朱一貴亂事餘犯(謝守備搜補後山)，及乾隆朝林爽文之變(乾隆51-3年/1786-8)後有所謂「當軸議防」，是以納版開蘭(嘉慶15年)設治(嘉慶17年)，起因實為台地屢起的大亂事刺激下之產物(為預防成為犯罪淵藪)。時台灣當地父母官屢屢上奏，但顯然與福建大員

同調，「以無經費，而且惟恐惹起界外番人不滿，因而發生事故，不準轉奏辦理

，是故發生民間私自侵墾，產生民闢先於官闢的現象，蘭陽之開發實時勢所逼，那片最碧綠原始林野，在大航海時代航行西太平洋中，西方人所見喟嘆的Hermosa or Formosa，遂逐漸斧鑿出日後不同的樣貌。

(一)蘭地名稱起源：蘭地古名「蛤仔難」，番語(西班牙人稱/Cabaran，荷蘭人使馬卡爾頓稱/Cabelang，漢音譯/Kavalan，日人文助/Kablang，伊能嘉矩記/Kavanan；田調則紀錄到噶瑪蘭人自稱Kuvarawan平地人之意)也，按番俗六考(高拱乾府志記為蛤仔灘，郁永河裨海紀遊為「葛雅蘭」)及郡志、諸羅縣志(按嘉義縣學教諭謝金鑾謂，康熙56年周宣子為諸羅作邑志，蛤仔難之名始見於策)，俱作「蛤仔難

(黃叔璥/康熙台灣輿圖記「蛤仔灘共36社」)；蕭竹詩草作「甲子蘭」(Kap-tsu-lan，嘉慶初年-1800年庚申遊蘭地)；福州將軍賽沖阿奏(屯防並免陞科)作「蛤仔蘭」(柯培元1835年任通判/志略)；鄭兼才「六亭文集」作「蛤仔欄

(復謝退谷，約嘉慶年間)；嘉慶15年制軍方維甸奏作噶瑪蘭。

(二)開蘭設治簡史：

1.西元1632年西班牙船遇颶風，漂泊到「卡巴蘭」港口，船員為土番所殺戮，西人乃認為在該港有設置守備的必要，後僅經營海岸一帶，並將蘇澳港命名「聖˙羅連索」(St.Laurens)，1642西人被荷蘭人驅逐，荷人不曾及於蛤仔難(施添福，2000)。惟另據《宜蘭史略》載「荷人自佔據北部後，遂深入蛤仔蘭平原經營…建教堂宣揚耶穌教，並授以羅馬文字…」(李鳳鳴，1980)。

2.永曆6年(1652)明朝孤臣沈光文攜眷欲遷泉州，被風飄至「蛤仔蘭」，經荷蘭官員轉介至台南，由此可知蛤仔蘭很早就有城，有傳教士、有商人、有農夫(林恆州撰/劉本德，1991)。

3.乾隆33年(1768)林漢生自淡水出海，率眾佃登陸烏石港墾闢(林恆州謂真正開蘭第一人/劉本德，1991)，卻遭噶瑪蘭人殺害(戴寶村，2011)。

4.乾隆52-3年(1787-8)徐夢麟任淡水同知倡議噶瑪蘭入圖籍(姚瑩/東槎紀略)。

5.嘉慶元年(1796)吳沙帶領漳泉粵三籍墾民入蘭，以點狀武裝拓墾(設圍置結，結為拓墾組織的基本單位)築頭圍(今頭城)，此時為私墾為怕獲罪，至第二年(1797)才向淡水同知何茹蓮呈請給札(按補辦手續並發吳春郁義首戳)招墾(戴寶村，2001)。

6.嘉慶3年(1798)吳沙卒，由姪吳化繼率其眾，每拓一地必築土圍，由是二圍、三圍、四圍，次第拓築(宜蘭縣志，1969)。

7.嘉慶7年(1802)開五圍(今宜蘭市)，墾地包括金包里、員山等並遠至蘭陽溪北岸(戴寶村，2011)(林正芳，2016/嘉慶9年開墾到五圍)。

8.嘉慶15年(1810)總督方維甸奉旨查辦漳泉械鬥，行次艋舺蛤仔難番頭目包阿里叩轅求見請歸化(為免遭移墾集團欺凌)，總督據以入奏終蒙詔可，陰曆4月收入版圖，譯蛤仔難為噶瑪蘭(陳淑均/噶瑪蘭志)。

9.嘉慶17年(1812)陰曆8月置噶瑪蘭廳，設治五圍(今宜蘭市)，環築九芎樹為城，楊廷理攝撫民理番通判(陳淑均/噶瑪蘭志)。

10.光緒元年(1875)6月由臨時建制的「廳」，改變為正式管轄的「縣」，而原先原住民自稱「噶瑪蘭」，更名為馴雅向化(取「蘭」字並冠以佳字「宜」作縣名)，意味漢族領域「宜蘭」(林正芳，2016)。日據時期置廳，稱宜蘭廳。又稱該地區，曰蘭陽(按蘭屬日光先照之意)(台灣省通志-土地志，1970)。

二、蘭陽茗茶初始史微

有關史料對蘭陽地區的茶之初史，雖記載不多，惟經爬梳仍

能微探出端倪，些補坊間所載北台茶史闕漏。

(一)淡蘭茶路-「安溪茶販道

依初稿於道光12年(1832)、定稿於道光20年(1840)陳淑均纂，李祺生校訂補苴，咸豐2年(1852)刊行之《噶瑪蘭廳志》，p.679「近年以來，艋舺安溪茶販竟由太坪林內山一帶行走，直出頭圍其徑甚捷，從無生番出沒。」及p.680「只由頭圍砲臺外，斜過石空仔六里至路鹿竂(一名待牛寮，按「噶瑪蘭志略」無補註)，再十二里至大溪，又十二里至大坪，二十里至雙溪頭，雙溪頭二十里出淡屬之水返腳，再二十五里便抵艋舺矣。統計自頭圍至艋舺九十五里，自蘭城至艋舺一百二十五里，凡所經內山，素無生番出擾，一概做料煑栳打鹿抽籐之家。而大溪大坪雙溪頭一帶，皆有寮屋居民可資栖息，現安溪茶販入蘭往返皆資此途。」

1.安溪茶販入蘭往返所圖：其肩挑步擔，踰山度嶺，牛車腳力於崇山峻嶺間，貨多滯重，難以陸行。而安溪茶販正所謂「為茶事來」，是來賣茶或來買茶？賣何茶？是成茶或茶籽(苗)；又買何茶？是土茶或武彝諸品(移民植品)。是以，查《廳志》「貨幣之屬」中載「茶，土產特多，烘焙尚未得法，能避暑消瘴；其餘武彝諸品皆來自內地」，這條目所示，顯然蘭地是土產的「野山茶」(典籍在描述本土「台灣山茶

特性常用避暑消瘴字眼)且特多，惟「烘焙尚未得法」，此乃因蘭地是全台雨量特多的地方(年雨/一年約200天以上之雨天)，「蘭雨」氣候特性，本利於茶葉生長較不利製茶。而內地武夷等品種，依志籍推當時是否已有移入蘭地植栽？究何地植栽？《蘭志》並未詳載，於後(二)再說明，「此時」亦缺乏明確時間及地點的直接文獻，但依廳志列為「貨幣之屬」，當係屬商品無誤(雖亦有可能假武夷之名行銷，但按乾隆初黃叔璥之「赤崁筆談

載，建寧之茶已販售台灣)。

2.「安溪茶販入蘭往返」的年代：廳志之輯文獻，可由早自1832年晚至1852年間，書內許多資料難以精確繫年，另據柯志元之《噶瑪蘭志略》中載「而大溪、大坪、雙溪頭一帶，皆有寮屋居民可資栖息，故安溪茶販入蘭往往由此」，依黃智偉先生研究，「出現在《志略》中的內容，殆可斷定其資料年限為1832年前」(黃智偉，2008)。這條「由頭圍砲臺外斜→過石空仔山→鹿寮(待牛寮)→大溪→大坪→雙溪頭→水返腳→艋舺(行走太坪林內山一帶)」，安溪茶販所走出的便捷之道，即所謂「安溪茶販道

，故可借用志略文獻定年，即1832年以前此捷徑應已成型；並且至少可推導出宜蘭之土茶(即蘭產之今稱台灣山茶，與廳志所稱之「山茶」不同，後說明)，業已借此「茶販道

輸出。

3.「安溪茶販道」路線認知紛歧：淪為研究者之自由心證，有一派認為其路線，頭圍砲臺外斜→石空仔山→鹿寮(「待牛寮

碧湖溪谷中)→大溪(石嘈附近)→大坪(坪林尾一帶)→雙溪頭(石碇北方雙溪)→水返腳→艋舺」(黃智偉，2008)，且東段一部

今北宜公路重疊，屬偏南之路線；另一派如近期(2016.12.10-2017.08.31)宜蘭縣史館「淡蘭古道故事」展覽，所示「安溪茶販(石硿)道」路圖，「石硿→烏山→虎尾寮→大平(後接路線未確，筆者揣測可能如網路謂接淡蘭古道中線)」，個人依蘭志等文獻研判傾向後者，理由如下：

(1)由頭圍後山外斜石空子是北向(應屬同廳志仰山版p.77-由頭圍炮臺石硿仔後過大坪，可達淡水之水返腳路線)，如是前者黃說法係接「待牛寮」是向西折反，路線顯繞遠。本路線似北向暫可定名為「淡蘭古道中偏北線」，

另一條同頭圍後山出發，為台灣府輿圖纂要(約1860年代)之通艋舺小路路線，「頭圍後山土地坑→樟崙→炭窯坑→銃櫃→虎尾寮→大粗坑→崙仔洋→石亭→枋仔林→深坑渡→萬順寮→樟腳→六張犁→艋舺武營頭」，本路線暫可定名為「淡蘭古道中偏南線」，

偏向西行，近內山峻嶺深溪，故年代稍後前者。

(2)柯之「志略

該段文字僅載，外斜過石空子山，六里至「鹿寮

，未註「待牛寮」(可能是後來李祺生所補苴)。另「蘭廳志-疆域志」「西北至宰牛寮內山，與淡水界80里」；「蘭志略-疆域志」「西北至土名宰牛寮內山，與淡水交界80里」，顯然宰牛寮此地做為淡蘭交界，更早使用且為更明確地名，該段文原指之「鹿寮」似難確定其後廳志補註之待牛寮(同廳志卻又分別用「宰」與「待」字更顯疑惑) ，且石硿仔至「宰(待)牛寮

(該處位於四堵山之後，今碧湖溪谷深處)，顯然6里難至矣，鹿寮是否即此處之宰牛寮，應再深入探討。

(3)該路線特性廳志載「地甚寬坦，毋庸多涉深溪重經峻嶺

，似已告知排除險峻山嶺，則偏南或西之路線較為不符；復查廳志載該路線「所經過內山，素無生番」，一般言，稍偏北線的路程雖遠，離內山稍遠，但安全性相對較高。

(4)廳志仰山版p.679「近年以來，艋舺安溪茶販，竟由太(應為大)坪林內山一帶行走，直出頭圍，其徑甚捷，從無生番出沒」，

廳志仰山版p.71「三貂溪東之大坪林，南通內山，北臨大海」，推測兩者所指「大坪林

似乎雷同(與另一艋舺之大坪林則不同，推該內山約近屈尺應有生番出沒跡象)，亦惟應再確認。

(二)淡蘭茶路-「淡蘭擬闢便道」

設治前(乾隆中期)即有民間走出的路徑「淡蘭正(古)道」(翻越三貂嶺、草嶺，沿海岸南下頭城)，設定為人數最多之漳人路線，可稱「淡蘭古道北線」，而蘭陽形勢山海合圍成封閉區域，故蘭初闢時，清廷官方除了確保一條主要的對外連絡道(三貂正道)外，另為防亂及預防漳泉分類械鬥以便策應緩急之退路，曾有預籌進山備道構想(一為大坪林入山走今桶后路線，設為泉人路線；另一為九芎林經鹹菜甕番玉山腳走出，設為粵人路線)，並分漳、泉、粵族群，各走不同路線三條，後因懼為「盜賊逋逃之藪」及經費問題緩修。復據其後之同治10年(1871)刊行陳培桂纂《淡水廳志》「淡蘭擬闢便道議」，「艋舺武營「南門

→古亭村→觀音嶺腳→深坑仔街→石碇仔街→烏塗崛嶺腳→大隔門→柯仔崙坑→粗崛坑→仁里坂→灣潭渡(此間山平，多種茶)→鶯仔灘→石槽坑→三分仔坑→頂雙溪→四堵寮→金山面山頭分水嶺→嶺腳礁溪街→三結街

之路線(粗崛坑以東接近今日北宜公路所走路線)，這是官方勘查過之計畫中「擬闢便道」，可定名為「淡蘭古道南線」。

1.「淡蘭擬闢便道議」繫於何時？何人？之辨：石碇鄉與深坑鄉兩者地方鄉志，記述謂為「姚瑩」所擬議；另宜蘭縣交通史(2001年版)，所載艋舺-礁溪「備道」線：道光初年(1820年代)。這問題較嚴重是，如果為姚瑩所擬議，理應在咸豐年間出刊之噶瑪蘭廳志出現(姚道光元年任噶瑪蘭通判，蘭廳志修訂銜名首列長官，且志中皆有引其著「東槎紀略

、「東溟文集」並註出，據此如係姚議斷能不出現其中之理)，而非在同治年間出刊之淡水廳志中。

(1)查證姚瑩的相關著作「東溟文集」`「東槎紀略」等古籍，卻無找出此段文字，反而姚瑩「東槎紀略

中對於「備道

有探討文資，姚乃基於「管理策略」，並舉出山匠林允春滋事，無一犯敢從此二處「備道

逃走者，做出緩議之策，只能判斷非姚瑩之議，何人議之淡廳志未註解(明顯比之蘭志有下註，不利後人理解出處)，尚無法查出直接史料(推可能是後來經淡廳會艋舺營所查勘)。

(2)「由淡入蘭…遠有議新闢便道者…」，該段文字敘述雖最早從1786年左右林爽文之亂時當軸議防起，至約1860年代(依黃智偉研究，咸豐10年出現之頭圍捷徑即淡蘭擬闢便道)，路線雖有官方發想，歷乾、嘉、道、咸幾朝，惟民間游走出來的路線，最有可能在咸豐2年噶瑪蘭廳志刊行後，為舊議新章，時間上推約1850年代後才出現此擬議。另觀「丁紹儀-東瀛識略」，「遠接淡水廳屬大坪林、石碇堡等處，可以直達艋舺，途坦且近，道光初原議闢為備道，免涉三貂腳之險，土人輒以兇番嗜殺，出沒無常，不敢行為詞，經費亦無所出，議遂輟

，路線似飄忽不定。

(3)淡蘭擬闢便道實勘路況顯現出開墾成熟期，「深坑仔街、石碇仔街、礁溪街

等街市已形成，依「戴炎輝-清代鄉治」研究，「街者，人家稠密之街市，住民以工賈為主

，復依石碇鄉志載，「漢人對石碇的開墾，應是在道光年間方才進入穩定」，在道光年間開墾一段時日後，乃有如上描述街市情形，故推論道光至咸豐間最為可能。又依「楓仔林至石嘈坑，凡四十里，人煙稠密」言，及洪敏麟(1985)研究，坪林尾聚落形成似在同治年間，從坪林最早廟宇都興建於同治年間亦可應證其發展之過程。

(4)艋舺武營「南門」是殊異的地名記載，嘉慶13年「艋舺營(水師參將署)」、嘉慶14年「艋舺陸路中軍守備署」、道光4年「艋舺營參將署

、同治間「艋舺本營

，未有稱「武營

。地名上有「武營頭」，鄭之「淡志略」及「淡廳志」皆指竹塹城內「游擊衙署地點」，復查同治間(1860年代)「臺灣府輿圖纂要」附載通艋舺小路，記有「艋舺武營頭

，似接近用語，惟「南門」查廳志「艋舺營參將署建築圖」其大門為西向，並無南門，況南門為城垣用語，台北建城當光緒時，顯示本段文字之複雜性，艋舺街上所形成之「南門」，年代可能是後期之事也。

(5)淡廳志1870年代左右，記「金山面山頭分水嶺，即淡蘭交界」，釐清淡蘭疆界；而蘭廳志1830年代，記「西北至宰牛寮內山，與淡水界80里」，模糊地帶，亦是佐證該段文字可能出現年代

2.蘭陽植茶事業：上述《淡水廳志》籍載，灣潭渡(此間山平，多種茶)屬新北市，蘭屬「嶺腳礁溪街，此(原刻本誤做「北」)嶺高而不險，居民多種茶，有市百餘家」，故最遲同治年間(推約1860年代)蘭陽已有植茶事業。「嶺高而不險」地形上雖高但不險峻；而「有市百餘家」，顯示當地有一定戶數，從事的人力不少，茶產業當興盛，隨路闢移民墾植，由北往南翻山越嶺一路發展，理應也有發展一段時間，乃能有如此產業聚落。是以，安溪茶販往返淡蘭，在後來應有供輸茶種(籽)入蘭。惟究何品種？按廳志載「武彝諸品」可能性較大。另宜蘭縣志卷四經濟志(民59年/p.82)載，「1866年英人杜約翰特向福建安溪採購大量茶苗及茶種：獎勵農民栽培，此即今之鐵觀音。」，惟此與一般坊間以「青心烏龍茶種」說法不同，而蘭地是否當時引進鐵觀音尚乏實證。

3.蘭陽初始植茶茶區：淡志籍載，「金山面山頭分水嶺，即淡蘭交界，山路宜修闊；八里嶺腳礁溪街，此嶺高而不險，居民多種茶，有市百餘家；十七里噶瑪蘭三結街，大路平坦。

依此條所描述路程，「八里即至嶺腳」的礁溪街，較可能路線，推今礁溪「跑馬古道」路線，即從今之金面大觀石牌經上新花園，下至步道南線入口，在今五峰旗瀑布附近，路程距離最接近書載所述及之礁溪街情況，再十七里至噶瑪蘭五圍城東門口之三結街(另一參考座標「五方旂山

在廳治北21里、鳳頭山廳治北23里、金面山廳治北26里)。文獻所能看到的蘭陽最初起源之植茶地區，就屬此「嶺高而不險

，依山勢及路程，最可能熱區在白石腳至五峰旗山腳東北一帶山丘(跑馬古道北線一部至南線)，準此，可以「五峰茶」之名代表之，可謂除「蘭陽野山茶」外，最早的蘭陽茗茶(筆者依文況推之觀點)。惟觀乎日治文獻，似乎又斷代，該地顯然無法延續發展。日治大正時出版之圖表，礁溪林美則有標出茶產，另「臺灣地名辭書-宜蘭縣」載，「林美村及柴圍村，始植於光緒年間，為宜蘭地區最早植茶的地區(顯與淡廳志載不符)。日治期間獎勵種植，山坡遍地茶園，然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為配合糧食生產，致茶園逐日荒蕪」。依筆者見解，日治時期當台北、新竹兩州茶業大興，屬於交通邊陲的蘭境之茶，易被時代所淘汰(日人政策以交通作為發展茶產業策略，安平鎮模範試驗工場靠近火車站即市指標意義)。

(三)茶路中生番出沒情形之混淆

茶路與生番恰成反比，彼消我長(墾民愈多撤隘寮地方亦多)，此乃原民「愛其林野」對比墾民「多墾儲存」，武裝移墾帶有掠奪性的開發，自然壓迫到「生番」的生存空間。故從歷史看，生番是從「淡蘭古道中偏北線-安溪茶販道」至「淡蘭古道南線-淡蘭擬闢便道

一路退卻，但其動態變動略顯模糊不定，又古籍中地理上空間往往是「縱橫約計」(找不到對應點)，及重複同名之「土地名」(如石空仔，在鶯子嶺山脈上及四堵山皆有)，以致於今雖無法描繪出典籍所述正確的路線，但這些史料卻也能反映出，茶業推展的歷史軌跡。

1.坊間茶路之書所述，「一百多年前...紐約的貴婦(按1869年之後)在她的家裡品茗時…是漢人茶農從一些接近泰雅族部落的山區茶園採收…茶路…深坑、石碇的茶農，便利用這條山路…」(臺灣舊路探查記，1995/p.209)顯與廳志前述路線「從無生番出沒」違和。按嘉慶20年(1815)二圍自四圍一帶，山林間仍有生番出沒(志略，1835年/屯田志)。另志略載「緣當時硬枋、烏石港時有生番出沒，不得不多為防備。故通判翟淦曾有另籌口糧之議，然且為司所駁，況今日已相安日久耶！」(志略，1835年/番市志)，復查嘉慶16年(1811)業已裁撤隆隆、梗枋兩隘。約當廳志成書刊行前，即咸豐前(1840年代)，淡蘭古道北線已無生番出沒。「二圍至四圍一帶山林，閒有生番出沒，耕樵不能安業(註解此當開蘭時事，今則否)」，此道光初年之記事得知。

2.另一條同治年間刊載之「淡蘭擬闢便道」路線上，顯示1870年以前情形，「舊設隘寮所以防番，今番已匿遠，易以為尖、宿憩息所，後有旅肆則撤，隘寮宜五座：仁里坂、石曹坑、三分仔坑、頂雙溪、四堵寮」。這條路線至少在鶯仔灘前，番已匿遠，尤其灣潭渡山平多種茶，茶戶已存在，代表治安狀況穩定，五座隘寮也只臨時觀候性質，間接應證隨年代演進，淡蘭茶道之生番出沒情形，漸次先由「安溪茶販道」後「淡蘭擬闢便道」沿線退卻過程。

3.為追茶史，筆者請教過史學家翁佳音教授，為何早期諸多文獻記載，台植茶事業先發生內山，難不成沒有「番害問題」，而翁教授饒富意思說，許多番害不見得是生番所為。經查宜蘭史略p.46：「內山生番，野性難馴…其實啟衅多由漢人，如佃戶利在開墾，番割利在佔奪不論生番熟番，越界侵耕，不奪不厭…譬之漢人…其冒險而希冀徼倖者，皆出無賴之徒，非番割即羅漢腳耳，以番割遇番割，烏得不爭，以羅漢腳遇羅漢腳，烏得不殺」(文自蘭志卷五)，良有以也！

三、蘭陽「山茶

史辨

一般坊間茶書認為北部無「山茶」，或僅標明中部「眉原山」、南部六龜山區及東南部「永康山」等地有原生「台灣山茶」。北部幾乎少有人知道是否有原生「台灣山茶」，殊不知日治文獻在新店溪上游之蕃地抄豹山有「野生

之茶樹，在〈台北外二縣下茶業〉《台灣茶業調查報告譯集/台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p.40》之記載；1865年4月左右來台的英人陶德(J.Dodd)在北部樟樹林地帶亦有發現「野生茶」；籍載光緒年間被任命為撫墾大臣的太常寺少卿林維源，亦曾入山採栽山茶焙製過數斤自己品嚐〈文山茶異〉。學者蘇夢准先生曾認為，「台灣山茶用『原生』(native)比用『野生』(wild)來的恰當」，於今是至理。惟以歷史言，尤其以地理封閉性的宜蘭看，移民初期尚未攜入茶種移栽，在當地的『野生』土茶

就是『原生』茶嗎？其實北部山茶最重要的正史資料發生在宜蘭，只是今天大家顯然不是很了解。

(一)台灣茶最早中文史料文獻繆誤

目前有關台灣山茶論述最早並為台灣茶界經常所提及與引用之文獻乃「康熙36年(1697年)郁永河氏來台採硫日記所輯之《裨海紀遊》書中〈番境補遺〉一文，如早期前茶業改良場場長吳振鐸教授在「台灣農家要覽」書(民69年版)中，同樣記〈番境補遺〉水沙連產野山茶。其實這則訊息有誤，這是多年來的傳誤，最早可推源於日治初期日本學者伊能嘉矩在其「文化誌

第二冊p.647書冠引「康熙36年

(1697年)實況記載「番境補遺」為與番議定日期焙製野茶(案水沙連茶)，但該文僅僅載「水沙連」，並無載「水沙連茶」，經此一寫就如此繼續錯下去，復經無數的傳抄給後人。

(二)相關典籍所載的「台灣山茶

台灣自古以來歷史文獻常不明究理的彼此抄襲，致資料所示混淆嚴重。查歷來「在台

有五版「臺灣府志」文獻中，台茶的歷史軌跡，可以《諸羅縣志》作為憑斷，而「諸志」為台灣最早中文記載茶文獻，亦為「台灣山茶」最早中文記載茶文獻，其後《劉志》中之台茶文獻始有抄襲續傳載，古籍所載山茶歷述：

1.高拱乾《台灣府志》康熙35年(1696)刊-「土產」，「木之屬」，「林荼」(即林投非山茶，後來的文獻亦因此而混淆)。

2.周文元《重修台灣府志》康熙51年(1712)重修-「土產」，「木之屬」，「林荼」(即林投非山茶)。

3.周鍾瑄《諸羅縣志》康熙56年(1717)刊-

(1)「物產志」，「物產-貨之屬」，「茶者，南方嘉木。」北路無種者。水沙連山中有一種，味別；能消暑瘴。武彝、松蘿諸品，皆至自內地(顯示遺入之茶商品)。

(2)物產志」，「物產-木之屬」，「林荼」：葉多刺，似黃梨而大；高可丈餘。密栽為籬，盜不能入。

(3)「雜記志」，水沙連內山茶甚夥，味別色綠如松蘿。山谷深峻，性嚴冷，能卻暑消脹。然路險，又畏生番，故漢人不敢入採，又不諳製茶之法。若挾能製武彝諸品者，購土番採而造之，當香味益上矣。這段於「雜記」中的補述，是相當重要的茶文獻，將台灣山茶特性描述出來。

4.劉良璧《重修福建台灣府志》乾隆7年(1742)刊-

(1)「物產(附)」，「貨之屬」，茶（出水沙連社。可療暑疾）

(2)「物產(附)」，「木之屬」，「林投，(一名「林荼」，葉多莿，似鳳梨，高可丈餘。密栽為籬，牛羊不得入）

。

(3)「雜記志」，「叢談」水沙連內山，茶甚夥；味別，色綠如松蘿。山谷深峻，性嚴冷，能卻暑消脹。《諸羅縣志》

5.范咸《重修台灣府志》乾隆12年(1747)刊

同上(1)(2)(抄劉良璧(1)但多附考：水沙連茶，在深山中。眾木蔽虧，霧露蒙密；晨曦晚照，總不能及色綠如松蘿，性極寒；療熱症最效。每年，通事與各番議明入山焙製。《赤崁筆談》)。

6.余文儀《續修台灣府志》乾隆37年(1774)刊

(1)「物產(一)」，「貨幣」，茶（出水沙連社。可療暑疾）。

附考：水沙連茶，在深山中。眾木蔽虧，霧露蒙密；晨曦晚照，總不能及。色綠如松蘿，性極寒；療熱症最效。每年，通事與各番議明入山焙製。《赤崁筆談》

(2)「物產(二)」，「草木」(木之屬)，「林投（一名「林荼」，葉多刺，似鳳梨，高可丈餘。密栽為籬，牛羊不得入）

附考：林投，樹幹直，皮似栟櫚。…《台海采風圖》。林荼，樹高至丈餘，結實類波羅蜜，不堪食…《臺灣志略》。

(三)《噶瑪蘭廳志》的「山茶」與「土茶

辨別：

1.《蘭廳志》之「卷之六」，「物產-木之屬」分別記載「林投」（一名林荼，葉多刺，似鳳梨，高可丈餘。密栽為籬，牛羊不得入，衛宅之功，等於刺竹，其裏鬆，其鼓堅，花紋斑駁，可作箸，亦可作朝珠，可作器用。）與「山茶」。「物產-花之屬」，另載「茶花」(註，來自日本種類甚多，有牡丹紅、荷蘭白…)。

(1)《蘭廳志》顯然將「林投」與「山茶」列為2條，分開看。因林投有備註，而「山茶」僅列未備註，易引致混淆，視之區分不同。《噶瑪蘭志略》「木之屬」分別記載「林投」(未註)及「山茶」，亦易被視之區分不同，引致混淆。

(2)查鄭用錫道光13-14(1833-4)年之《淡水廳志稿》，「木之屬」則分「林投」(葉似鳳梨…)與「山荼

(抄本作山茶)；「花之屬」，另有「山茶」(未註，按指山茶花)。

(3)復查陳培桂《淡水廳志》「物產考-木屬」，「林投」(葉似鳳梨…)與「山茶(原刻本)」(又有林荼，《臺灣志略」…)同列，雖分述但其註則顯示為同一物；「花之屬」，另有「山茶」(註，白六角最貴)。

2.依光緒年間之《台灣通志稿」「木之屬」，林(草部)荼，葉多刺，似黃梨而大，高可丈餘。密栽為籬，盜不能入。(諸羅縣志-林投，一名「林荼」。)(台灣府志-其裏鬆，其骨堅，花紋斑駁，可作箸，亦有作朝珠，器用者。)(彰化縣志-林荼，一作「林投」。)(鳳山縣志-林投「林荼」。)。林荼，樹高至丈余，結實類波羅蜜，不堪食。種之園邊，衛宅之功等於刺竹（《臺灣志略》）。

3.謹案《台灣通志稿》，《淡水廳志》「山茶」、「林茶」皆「荼」字之誤，《噶瑪蘭志》「林茶」字亦「荼」之誤。其別有「山茶」一條，則係誤分為二矣。另查尹士俍《台灣志略》「林茶」作「林荼」，則「茶」作「荼」之誤。

4.《蘭廳志》「物產-貨幣之屬」，「茶」(即土產之茶)，「土產特多…能避暑消瘴

符合相關典籍對原生「野山茶

特性描述，故「貨幣之屬

-「茶(即土茶)

，應是所謂真正的「台灣山茶」；而《蘭廳志》「物產-木之屬」，「林投」、「山茶」則是不同名同物之混淆也《蘭廳志》「物產-花之屬」，「茶花(來自日本種類甚多..)」。

四、日治時發現之宜蘭「台灣山茶」

宜蘭茶業發展從1852年刊行之陳淑均纂《噶瑪蘭廳志》，載土茶，1871年刊行之陳培桂纂《淡水廳志》，中載植栽茶，仍未見直接明文以今日所謂「台灣山茶」之冠名載述，必須要到日治時期初，幾位日本植物學者田野調查採集紀錄，才有廓清「台灣山茶」，並驗證出其真實存在於宜蘭。

(一)1895年(明治28年)日本乙未入台，6月博物學家田代安定先生(1901年創建恆春殖育場)隨軍隊來台，同年9月田代氏奉民政局殖產部之命，成為第一位前來宜蘭調查物產學者，留下許多包括田調報告、日記等第一手資料(吳永華等，2014)，只是文獻雖有些許茶產紀錄報告，惟清朝所載的土茶，在其文獻中杳無蹤跡，可惜無接續記載到。

1.田代氏相關調查紀錄：

(1)「宜蘭地方之山邊一帶，特別適宜種植茶樹，現在種植茶樹雖僅係土民試種性質，故數量少，但將來殊有成為台北以外一大產地之可能。」(吳永華等，2014/p.153)

台灣島固有的物產茶樹，經發現更適宜於此地域栽植。台灣島內尚有如此一塊土地，實為有幸。雖其耕地有限，但如能獎勵經營，蓋可斷言此種植物必可壓倒百種物產。(吳永華等，p.388)

(2)「大湖庄…渡湖水到對岸，檢視高丘附近草野間有茶園數處，茶園茶樹茂盛。比起基隆附近的茶園，其土性數等良美。…茶樹樹勢頗覺壯盛…栽種有8年之間，所產無多。(吳永華等，p.171)

(3)「陳城庄(按龍潭湖大坡有陳仔城，尚不確定此即是)…山丘茶樹栽植，半山平洋道，木高幾尺…小的無大」(吳永華等，p.153)

(4)蘇澳山中紀錄到：日本山茶(Camellia japonica，按廳志已有紀錄過；另重修台灣省通志載Camellia japonica L-茶花)、森氏紅淡比(茶科)南方澳山中紀錄到：大頭茶(吳永華等，p.63)。

2.日治首次之田代探查未能紀錄到「台灣山茶」：

(1)田調植物有時如同瞎貓碰死耗子，尤其兵荒馬亂之際，機遇相當重要。而路線安排上，屬清代文獻中筆者所推估可能之茶區路線僅頭圍福德坑一帶，按清代史料「安溪茶販道」、「淡蘭擬闢便道」等路線，歷史文獻所顯示野山茶相關地理位置，可能在頭城、礁溪等宜蘭西北邊靠雪山山脈的山麓地帶。位於頭圍最早開發的福德坑一帶，早已因開發過度有移墾掃清之嫌，必然植披大改貌，未必能巧遇之。

(2)回顧廳志所載山林開採情形，除了帶有官方色彩之「軍工料匠」以伐樟等大木為主，作為建造軍船的原料，兼辦樟腦事業，恰好樟林帶亦常為「山茶」同棲地，焚山熬腦，常使樟林地童山濯濯。籍載「蘭故林密菁深，自新闢後，聽四方游手入山砍砟為匠，不以官方禁也。」、「其本地游民無食，入山採伐木植，為居民建蓋房屋、農

器用，皆賴於此。(雜識)今則防堵益密，林木伐平，沿山皆成隘田。(「東槎紀略

)」「民人入山，樵採漸多(雜識)-備道開成」，經深山伐木近山樵採，約二個世代後，迄田代入蘭調查居然未見「台灣山茶」，我輩台灣子民真當反省，應該要好好保護她，不然就會如同蘭志有載蘭地物種「金錢豹」，于今已絕跡。

(二)後繼者發現宜蘭地區「台灣山茶

，依2004年吳永華著「宜蘭植物學史年表」，日治時記錄到台灣山茶在宜蘭之蹤影，也間接印證「噶瑪蘭廳志

之土茶為蘭屬原生「台灣山茶」。史料中隘寮見證生番之存在，也間接保護山茶族群，蘭廳志1840年代山茶轉換到淡廳志1860年代植茶，「生番與山茶」似乎被歷史吞沒(日治時退縮為馬來群、溪頭群、南澳群三方面社番)，那時山茶似乎只能在如下的溪頭番地界發現：

1.中井宗三1915年1月在宜蘭三星採獲-新種植物台灣山茶(Tea nakaii Hayata1918)，並於1918年3月由東京帝大植物學早田文藏教授發表。

2.島田彌市1918年12月發表〈台灣植物總目錄中追加及訂正〉中載明，台灣山茶(Tea nakai Hay.)：南湖大山。

＊西舍勘茶經作者-葉錦祥老師(元培大學餐飲管理系講師)

在宜蘭縣史館正在展出開發蘭陽的重要史展，可與本文參較